展館內的“廣吉里”石庫門模型

步入隱匿在綠蔭深處的中共四大紀念館，展廳中有一座仿真的石庫門，上書“廣吉里”三個字引人注目。來來往往的參觀者在石庫門前拍照留念，多媒體投影的動態(tài)展示讓觀眾仿佛穿越時空�！皬V吉里”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址里弄名稱，在黨的百年華誕之際重現(xiàn)光芒。

1984年，中共四大的會址確認后，大會召開時會址所處的里弄卻長期無法確定。會址所處的舊里弄一度被認為是和平坊。不過，《虹口區(qū)地名志》相關條目記載和平坊“建于1929年”，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童科介紹說。

檢索申報數據庫，發(fā)現(xiàn)“和平坊”最早出現(xiàn)在1932年10月27日的報紙上。提及和平坊的是一條招租信息“茲有坐落北四川路白保羅路連及東寶興路之間（即和平坊）建造雙間單間石庫門又廣式住房一百余幢”。申報數據庫的史料比《虹口區(qū)地名志》記載的時間更晚，兩條不同來源的史料排除了和平坊的可能性。

與（東）寶興路附近的“廣吉里”相關條目，最早出現(xiàn)于1914年，最晚的為1932年，其中包括1924、1925年多項條目。后根據1929年6月出版的《上海特別市道路系統(tǒng)圖閘北圖》，這張地圖比較完整地標識了1925年前后中共四大遺址所在區(qū)域（即東寶興路四川北路一帶）街巷里弄信息。中共四大會址所處地理位置對應的1929年的里弄是廣吉里。最終確認，中共四大召開時會址所處里弄當為東寶興路廣吉里。

廣吉里來了一群年輕人

在距離中共四大紀念館不遠處的東寶興路254弄（廣吉里）會場遺址現(xiàn)場有一塊紀念石碑，石碑上鐫刻著如下文字：“會址原為坐西朝東的磚木結構假三層的石庫門民居，1932年1月28日毀于日軍炮火。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遺址為上海市革命紀念地點�！�

1925年1月的上海，元旦剛過，寒風呼嘯，冬天的第一場雪仍未消融。臨近淞滬鐵路天通庵站的虹口東寶興路上，出現(xiàn)了一些陌生面孔。聽說話口音，南腔北調；看相貌打扮，更是五花八門，甚至還有一個高鼻梁的外國人。這些異鄉(xiāng)來客陸續(xù)拐進一條逼仄的石庫門弄堂，上到二樓一個擺著大桌子和小黑板的房間中。1925年1月11日至22日，黨的四大在上海召開。參加會議的正是這些風塵仆仆的異鄉(xiāng)來客，他們是由全國994名中共黨員推選的20位正式代表。那位外國人，就是曾在早期指導過陳獨秀、李大釗建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這次會議上，博學多才的瞿秋白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局委員。這是一股年輕的力量，除了46歲的陳獨秀，其他與會者幾乎都是20多歲的青年：意志堅定的蔡和森，氣質儒雅的瞿秋白，不茍言笑的李維漢，風度翩翩的周恩來，還有工運領袖汪壽華、陳譚秋、李立三、項英……平均年齡只有29.3歲的代表們風華正茂。

中共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的功績，又被譽為“頂天立地，力量之源”。據童科介紹，“頂天立地”中的這個“天”指的就是中央領導機構的設置的變更。中共二大時，對中共中央的領導機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領導人的稱謂是“委員長”。中共四大將其改稱為“總書記”，并把各級黨的執(zhí)行委員會的委員長改稱為“書記”�！暗亍敝傅木褪屈h的支部建設。大會第一次將黨的基本組織由“組”改為“支部”，規(guī)定“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個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組織等概念仍在沿用。

“力量之源”指的則是這次代表大會闡明了黨的群眾路線思想理論的基本框架。會議制定了黨領導包括工、農、青、婦等各項群眾運動的方針政策，提出吸收工、農等先進分子入黨等開展群眾工作的方法和計劃，開啟了以工人、農民為主體革命群眾運動新浪潮。

尋找四大會址的老人

在1932年爆發(fā)的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中，“四大”會址原建筑毀于日軍的炮火。此后的漫長歲月里，人們對中共四大的記憶，就像它的會址一樣，幾乎一片空白。

讓尋找工作出現(xiàn)轉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鄭超麟，他在查找中共四大會址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1925年開會之際，鄭超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除了負責會議記錄外，還曾多次帶領出席會議的同志趕赴會場。1925年1月11日午后，擔任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向導鄭超麟陸續(xù)將陳獨秀、蔡和森、張?zhí)�雷、周恩來、李維漢、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帶入會場，在三張八仙桌拼接成的會議桌旁，陳獨秀端坐正中，用鏗鏘有力的語調做了第三屆中央執(zhí)委會的工作報告。他雖然只有46歲，但是從黨成立起就擔任領袖，黨員們私下稱其為“老頭子”。

鄭超麟生于1901年，早年赴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赴蘇聯(lián)學習，1924年歸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四大結束后，并沒有馬上退租會場，而是將此作為中央工農部的宿舍，鄭超麟又多次來過此地。緣此，他對中共四大會址印象深刻。

鄭超麟之子在7歲時夭折，鄭老的晚年由侄孫女鄭曉方照顧，她陪伴了鄭老近二十年。鄭曉方說，鄭老晚年曾回憶，當時他住在靜安寺附近的哈同路民厚南里。中共四大期間，他總是在靜安寺乘上有軌電車，到北四川路橫浜橋下車，從川公路進去，走到鐵路軌道口轉彎，不越過鐵路，沿著軌道往北走不遠，有一條弄堂，內有兩三排房子，都是比較新的三層樓石庫門房屋，就租定其中一幢作為開會場所。據鄭超麟的回憶，這會場所以選在那里，是因為它符合兩大基本要求：會場不能安排在租界，又不能離租界太遠，以便一旦發(fā)生異常情況，可以撤往租界。鄭超麟在他的《懷舊集》中這樣描寫：“會場設在二樓，布置成學校課堂的樣子，有黑板，有講臺，有課桌課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課本，準備有人闖進來問時，就說這里是英文補習班課堂。三樓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們都從后門出入�！编嵆�麟還回憶說：“外地來的代表食宿其中，他們睡在三樓，二樓開會，樓下客堂；樓梯口裝有拉鈴，一有意外，就通知樓上。會議期間，未曾發(fā)生什么意外�！�

1984年5月7日下午，鄭超麟到實地尋訪。從橫浜橋南面的川公路進去，不一會就看到當時還鋪設在那里的鐵軌；但沿鐵軌北行不遠，周圍環(huán)境大變。憑借超強的記憶力，鄭超麟緩慢地梳理著歷史的痕跡，最終在川公路與東寶興路的一段鐵軌旁站住，指著鐵軌東邊的新工房，明確地說：“就在這個地方�，F(xiàn)在新工房的地點，就是當年四大的會場所在地�！�

在中共四大紀念館的展館玻璃柜里，陳列著鄭超麟晚年用過的放大鏡、收音機、鋼筆，以及鄭超麟在1995年出版的《懷舊集》。鄭曉方的家里其實還珍藏著鄭老用得斷了腿纏上膠布的放大鏡，但是，實在太舊了。

當年，鄭超麟實地尋訪四大會址

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童科

展館的玻璃柜里，陳列著鄭超麟晚年用過的放大鏡、收音機、鋼筆，及鄭超麟在1995年出版的《懷舊集》

紅色密碼里的會址故事

“951120”，這是中共四大的一組“紅色密碼”與會址的故事緊緊相連。童科介紹，“9”代表中共四大及中共四大紀念館在歷史上的九個歷史瞬間，包括：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中共四大在上海市虹口區(qū)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召開；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時，會址毀于戰(zhàn)火；1984年5月，中共四大書記員鄭超麟根據回憶確定會址；2011年，建立中共四大紀念館，并于2012年9月正式對外開放等。

“951120”中的“5”，指的是中共四大在黨史上的五個突出貢獻，包括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lián)盟，第一次將支部明確為黨的基本組織等�！�11”指中共四大通過了《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20”則指中共四大的20位正式代表，包括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等。這些在上海虹口石庫門弄堂里孕育的觀點和主張，不僅構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也構筑了黨的群眾路線和組織建設新的歷史起點。

童科表示，“群眾性政黨”這一概念雖沒在中共四大形成的文本中出現(xiàn)，但卻體現(xiàn)在大會制定的各項政策中，并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共四大召開時，全國黨員共994人；兩年后中共五大召開前，黨員人數已達57967人，增長了近60倍，成為中共歷史上黨員人數快速增長的時期之一。中共四大以后，中國共產黨已從一個宣傳性的小黨發(fā)展為群眾性的大黨，全國工農運動迅猛發(fā)展。在工農運動的熊熊烈火中，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不斷發(fā)展壯大。

廣吉里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過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一大會址的里弄名是樹德里，中共二大會址的里弄名是輔德里，而中共四大會址的里弄名卻在歷史長河中塵封了近一個世紀。1932年，中共四大的原建筑毀于日軍的炮火，里弄也蕩然無存，1984年經過曾經擔任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向導的鄭超麟的回憶確認，會議原址定下，又經過長時間的調查與考證，一直到2021年，四大會址所在的里弄才被確定為廣吉里。（作者 朱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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